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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家上市企业高管被解除留置

‌惜文‌ 2024-10-30 16:22:27 供应产品 2090 次浏览 0个评论

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顾瑾 广州报道 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,大胜达官宣其实控人、董事长方能斌被解除留置,这距离方能斌被实施留置仅仅过去55天。
如同大胜达一样,高管留置数月后“放回”,如此案例年内已有16个,涉及省份11个。
一“带走”一“放回”,间隔时间最短的只有11天。
如果将实施留置且尚未“放回”的公司计算在内,根据Wind数据,截至10月10日,年内相关上市公司已经多达30余家。而在过去三年间,高管被留置的上市公司合计仅有有31家。
上市公司一旦公告高管被留置,其股价往往暴跌。以大胜达为例,在其披露实控人、董事长被带走的8月14日,股价跌停。
面对上市公司高管被带走与随之而来的股价大跌,有受访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,“高管被带走的企业,多与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关系不大,但接踵而至的股价大跌却波及资本市场投资人。”
有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,“被留置的企业高管此前多曾有向落马贪官行贿行为。”
9个月内16家上市公司高管被“带走”又“放回”
根据大胜达日前公告,其实控人、董事长方能斌已经被洛阳市西工区监察委员会解除留置。方能斌已能正常履行大胜达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等职责。
55天前的8月14日,方能斌被“带走”,实施留置、立案调查。
高管被监察委“带走”又“放回”,大胜达远非个例。记者通过Wind数据梳理发现,截至10月10日,年内曾有类似遭遇的上市公司至少包括16家。如果将被“带走”、尚未解除留置的上市公司计算在内,今年以来多达30余家。
而在过去三年间,高管被实施留置的上市公司共计31家。
值得注意的是,年内上市公司高管被留置还具有五大特征。
特征一,上市公司高管从被“带走”到“放回”,所隔时间相对不长。
1-5月被带走的17家上市公司高管中,尚未被解除留置的只有华是科技、亚钾国际、天娱数科三家。
从“带走”且“放回”的16个年内案例来看,间隔时间最长的不过177天,最短的只有11天。
今年9月7日,传音控股公告称财务负责人被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实施留置;根据传音控股9月17日公告,该财务负责人已经被解除留置。
除了传音控股,留置时间在三个月以内的上市公司还有9家,分别为阳普医疗(34天)、劲嘉股份(维权)(43天+51天)、侨银股份(45天)、天宜上佳(维权)(46天)、大胜达(55天)老百姓(60天)、瑞和股份(66天)、百润股份(86天)、勘设股份(90天)。
其中,劲嘉股份高管两次被“带走”,两次实际留置时间均不足2个月。
3月15日,其实控人、董事长被巴中市恩阳区立案调查并留置;43天后的4月27日被解除留置。5月1日,劲嘉股份副总经理被大连市金州区立案调查并留置,51天后的6月21日解除留置。
特征二,被“带走”的上市公司高管大多为民营企业的一把手,个别为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。
特征三,被“带走”的上市公司所涉区域较为广泛。
记者梳理年内被“带走”又“放回”的16家上市公司发现,涉及省市多达11个,包括辽宁省、河北省、四川省、湖南省、河南省、陕西省、贵州省等。
如果将尚未解除留置的计算在内,所涉省市自助区将多出6个,分别为上海市、湖北省、浙江省、云南省、甘肃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。
特征四,被区县级留置的上市公司数量更多。
比如,留置百润股份董事长的是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,留置超越科技实控人的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,留置思科瑞和国光电气受控人(两家为同一实控人)的是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,留置凯瑞德(维权)的是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,留置*ST大药的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,留置威士顿的是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,留置雪榕生物的是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。
特征五,上市公司高管一旦被留置,往往伴随股价暴跌。
典型如大胜达,其8月14日披露实控人、董事长被留置,当日,大胜达股价跌停,跌幅9.95%。
再比如年内两次被留置的阳普医疗,其4月8日首次官宣高管被留置时,股价大跌13.09%;7月8日高管再次被留置时,股价当日缩水7.35%。
相关部门再提严禁“违规异地执法”
过去三年间高管被留置的上市公司仅有31家,今年截至10月10日,年内高管新被留置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30余家。
据知情人士透露,企业行贿官员可以分为两大类:一类是为了在违背公平性的基础上获得特别支持,比如拿到本无资格获得的政策优惠。另一类则是为了不成为其他企业行贿之下的“牺牲品”,不失去在公平之下理应获得的相关政策支持。
年内被留置的上市公司高管以实控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为主。相较于其他高管,掌门人被“带走”对上市公司股价的打击更为沉重,如果掌门人迟迟不被“放回”,无法执掌公司,上市公司将会新增系列问题,严重者可能会导致严重客户流失,继而导致经营困难、股价暴跌。
年内1-5月被带走的17家上市公司高管中,已经被“放回”的占比82.35%。
部分学者将此类事宜与非税收入的增加进行了关联。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此前曾公开发文称,非税收入大幅度增长应当引起警觉和紧急制止。
他提到,地方行政乱借债、乱收费和乱罚款强势泛起。各个地方利用纪检、税务、工商、公安、环保、交安、安全、运政、城管和农管机构,以及其他土地、建设和应急等监察执法大队等,进行乱收钱乱罚款,且来势很猛。
相关数据显示, 2024年1-4月,包括罚款、没收和扩大其他行政收费等在内的非税收入同比大增9.4%;与之相反,税收收入下降4.9%。
针对行贿之下的留置,周天勇特别提到,“一个行政和司法等公务人员,受贿时,往往向几十个企业索贿”。“罚没和其他行政收费大幅度增长,应当引起警觉和紧急加以制止。”周天勇提到。
还有个别地方执法部门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,违规查封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,已经引起相关部门重视。
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即明确,要加大助企帮扶力度,规范涉企执法、监管行为;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单位涉企行政执法行为,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,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,不能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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